文艺批评｜詹姆斯·苏兹曼：不富足也丰裕
点击上方蓝字 ● 关注文艺批评
《“后工作”理论》
作者: 徐志伟, 王行坤 主编 / 王行坤 等 译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22-1-10
ISBN: 9787576022261
编者按
文艺批评今日推送一篇富有理想色彩、乌托邦精神的文章，选自《“后工作”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一书，该书分四辑，针对各时代语境下的种种劳动现状，收录了西方学界关于“后工作”（Post-Work）研究的16篇代表性成果。本文为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苏兹曼的文章，吴江江翻译，收录在第二辑（劳动与闲暇：来自人类学的启示）中。
自1990年代起，詹姆斯·苏兹曼就辗转于各个布须曼人部落之间进行田野工作。在此文中，他从经济学家凯恩斯一篇名为《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中展望的一个经济理想国谈起，重点讲述了1960年代一群研究狩猎采集社会的人类学家的调查对西方现代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理念的冲击，人类学家的发现否定了“现代人”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即人类的生活水平是线性提升的，我们凭借智慧、创新和勤劳脱离原始状态，不断进步。人类学家萨林斯基于狩猎采集社会如布须曼群体那样的“作为我们同代人的祖先”的社会状态，提出“原始丰裕”概念，直至今日，这个观念仍在西方为各类社会运动注入新鲜血液。原住民运动、环境运动、以及为西方消费主义文化寻找出路的人，都受益于它。但这个概念也受到很多批评，不过，本文作者詹姆斯·苏兹曼认为其特别之处在于，从这个概念出发，我们可以得出凯恩斯的“经济问题”只是一个晚近的社会现象，绝非人类社会的“永恒处境”。只有当人类祖先中的某些群体从采集者向农民和食物生产者转型时，这个问题才开始出现。詹姆斯基于他自己的田野研究指出，在经济最落后的狩猎采集社会，人们早已实现了他梦想中的经济乌托邦，原始人对劳动生产力和资本积累都毫无兴趣，技术也极其简陋，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不缅怀过去，也不憧憬未来，人与人的关系不只有艳羡嫉妒，也有深情厚谊。由此启发，詹姆斯认为，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时期的开端，未来社会将不再受经济问题的困扰，新石器时代培养起来的生产本能将不再适用。于是我们就要向Ju/’hoan人的祖先学习，学会享受现已创造的丰饶，学会认可劳动以外的事物的价值。我们可以从减少工作量开始。这样看来，千禧一代——他们出生于发达国家，生活富足，越来越认识到应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而非强迫自己去喜欢得到的工作——很有可能成为新时代的领军人物了。
本文选自《“后工作”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版），感谢译者吴江江及王行坤老师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点击查看往期相关推送：
不富足也丰裕[1]
[英]詹姆斯·苏兹曼 著
吴江江 译 王行坤 校
勤劳的回报
//Eng[2]的手闲不下来。不做针线活的时候，她就用鸵鸟蛋壳设计花样繁复的珠宝，卖给白人农民。屋后的沙土里，还有一个她布置的小花园。要是谁能妙手回春，让干旱的沙漠长出庄稼，那只能是她。
有时天气炎热，我干不了别的，只能在树荫里打盹。每当这时，我就会想起我的布须曼邻居，想象那些像//Eng一样的Ju/’hoan[3]人，如果他们从小就在我生活的世界里，会变成什么样的人。//Eng应该会是个企业家，衣着干练、精力充沛、事业有成，也因为成就斐然而名声在外。
然而，现实中，她生活在卡拉哈里沙漠[4]东部的一个安置农场里，为生计操心，穿着抹布拼凑的破衣服。在这片土地上，晚期智人出现在二十万年前，和其他Ju/’hoan人一样，//Eng的祖先世代在此从事狩猎采集活动。直到两个世纪前，白人士兵、农民、殖民者带来了枪炮、机械、铁丝网和牛群，声称这片沙漠归他们所有。打那以后，卡拉哈里的这些布须曼人为了生存别无选择，只能为白人农民做牛做马。如今，还有两百多Ju/’hoan人和//Eng一样，作为白人眼中的多余劳力，被政府安置到新建的养牛场上。
卡哈拉里沙漠
和安置营里的其他人相比，何以她格外勤劳？虽然救济粮总是迟到，但这里的人大多习惯了无所事事等待援助，为何她偏要忙个不停？一天下午，我们坐在一起时，我忍不住把这些问题抛给了她。
“/Kunta，我的孩子，”她用我的Ju/’hoan语名字称呼我，“你居然不明白？还以为你比他们都聪明呢。”
我提醒她说，过去的一年里，她因为我的无知而惊讶是常有的事，然后让她向我继续解释。
于是//Eng连珠炮似地说得很快。虽然当时我已经掌握了Ju/’hoan人语言（!Kung）中基本的吸气音（clicks），说起来仍然有点困难。这门语言拥有世界上最复杂的语音体系之一，充满了急促的吸气、多变的声调、怒吼般的喉壁音、鼻音、喉塞音，对人的舌头和耳朵是双重考验。好在自我1990年代在卡拉哈里工作以来，她和大多数Ju/’hoan人已经能熟练运用南非语。我只好让她用南非语再解释一遍。
“他们太懒！不知道当今世界活着就得努力工作。”
//Eng的品格里打小就烙着勤劳的美德。她的父母一直努力适应农场生活，但她还在蹒跚学步的时候，他们就分开了。母亲生性好强，带着//Eng和哥哥来到另一家农场生活，却在到达不久后就去世了，原因不明。//Eng和哥哥又被送去另一家农场，那儿的白人农民有两个孩子，因为不在首都而无法上学，生活寂寞，兄妹俩就成了他们的玩伴。农民人很好，但不允许他俩无所事事。这对精力充沛的//Eng来说不成问题，不跟孩子玩的时候，她上下打点了不少家务。
卡拉哈里沙漠的女人
“那时候我可爱干净、可有规矩了，”她跟我解释。“我打扫地板、家具，洗衣，缝纫，熨衣服。因为勤劳肯干，他们把不用的旧衣服旧鞋子给我，从来没挨过饿。/Kunta，就是在那时候我知道了怎么工作，知道了白人是怎么生活的。”
“但这些布须曼人还是老思想，等着天上掉馅饼，还以为自己在打猎，什么时候运气好了就能打到一头大羚羊。”她想象着一个人大腹便便肚里塞满猎物的样子，大笑一番，然后抢过我手中抽了一半的烟。
她把剩下的烟一口气吸完，啐了一口，鼻子里飘出烟雾，继续说道：“但这里的人喜欢等。他们觉得新政府会管他们的。吃的总会有的。但眼下还是饿，他们就成天抱怨，互相争斗，然后等食物来了抱怨得更厉害，因为不够吃。但他们还是啥也不做，因为他们觉得这些送吃的卡车还会来。但它们不一定总会来的，/Kunta。总有一天他们要饿死的。你等着看吧。但是我会努力工作，好好活着，/Kunta。这是我从白人身上学到的。”
我觉得//Eng对她邻居们的评价并不公平。不是所有人都无所事事，坐等政府救济。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Ju/’hoan人不能忍受无聊以及依赖他人所带来的无力感。对很多人来说，如果能搞到酒，那可是一桩美事，它能给人带来慰藉，让人快乐，忘记痛苦、忘记饥饿，即便也可能带来暴力。有人潜入白人农场，打疣猪、家禽、兔子，运气好时还能碰上大羚羊。有人就成了偷家畜专业户。其他人害怕有枪有狗的农场主，只好舍近求远，踩着碎石路穿过沙漠，找些看牛或修篱笆的活儿。但给他们的机会很少。多数人无从选择，只能巴巴地等着。
//Eng要是知道这些想法应该会指责我，但我对她的邻居们有不同的看法，他们饥肠辘辘，但似乎怡然自得坐等救济，这不是“懒”可以解释的。他们的贫穷既不是懒惰所致，也不尽是厄运的结果。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是白人殖民者到来前，他们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所留下的踪迹。这种生活方式能给我们的越来越紧迫且令人困扰的经济难题带来启发——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早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而那时，卡拉哈里的坚果还没人采摘，捻角羚还顶着螺旋形的犄角大摇大摆地走进猎人的领地。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1930年冬，经济大萧条席卷欧美，凯恩斯不光关注危机，也想着他自己在一年前股灾里损失的钱。他写了一篇短文，或许想说服自己危机是短暂的，这篇名为《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The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5]的文章表达了他乐观的情绪。
他在开篇写道，“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研究现在或不远的将来，而是为了使我们不因浅见寡识而困惑，从而能够展望未来。”
凯恩斯展望的是一个经济理想国：科技创新、生产力提升、长期的资本增长开创了一个“经济繁荣期”。在那里，人们只需每周工作15小时就能满足所有物质需求，人性得以解放，不再汲汲于财富，而是追求更崇高的快乐，比如艺术、哲学、音乐、宗教，和家庭。
人类是否能轻松适应这种生活方式？凯恩斯并不确定。但他确信，只要没有战争和灾难的影响，这幅图景会在他的孙辈身上实现。他写道，“我预言，从今起一百年后，人们的生活水准会是今天的四到八倍。”
关于科技和生产力的提升，凯恩斯说对了。核能、廉价塑料、传播和数字革命、各种改变生活的创新都证实了他的想法。美国劳工统计局显示，1945年至2005年之间，美国的劳动生产力增长了四倍。但凯恩斯又错了，工作时间并没有减少到15小时。过去50年里，欧美国家的平均工作时间确实有所减少，从大约每周40小时减少到每周30-35小时，但这个速度远慢于个人生产力的提升。鉴于美国劳动生产力的增长，当下美国工人如果想和1950年的工人保持同样的的生活水准，那就每周只需要工作11小时。
数字革命
但对此凯恩斯也有预见。他预计，科技和生产力的进步转化为更短的工作时间，是会有时间上的滞后的。但对他来说，需要克服的最大障碍不是这个，而是人类努力工作、创造财富的本能。
“填饱肚子……迄今为止一直都是人类最首要和迫切的问题……自然塑造了我们深入骨髓的本能，人类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而生的。”他哀叹道，“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人们将不得不调整这种世代继承的习惯和本能，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担忧（dread）。”不过看起来“担忧”这个词还不足以表达问题的严重性。
由于投资得当，凯恩斯的个人财富很快就失而复得。但他却苛责那些为了财富而追求财富的人。在他看来，如果人们想要实现他设想中的经济乌托邦，就要放弃贪婪。“爱金钱、占有欲……应该被视为可憎的病态，是一种半属犯罪、半属病态的性格倾向，人们不得不战战兢兢地把它交付给精神病专家去处理。”
凯恩斯的担心不无道理。但我怀疑，如果他活到今天，大概也会觉得这种想法过于乐观。他没能预见到生产力增长带来的消费欲望。他低估了人们就算无工可做也要创造工作的决心。但他相信，经济学是理性的科学，而人们都有做出理性选择的能力。因此他认为，就算总有那么几个人一心只为挣钱，总体上，人类还是能够“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富足。”他也没能预见我们因为对工作无法自拔而付出的环境上的代价，更忽视了他无意中奠定的全球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只是目光短浅地关注经济增长及其所引发的不断加快的生产、消费和丢弃的循环。
如果凯恩斯认识到，在经济最落后的狩猎采集社会，人们早已实现了他梦想中的经济乌托邦，而每周15小时的工作制是现代智人在大约过去20万年中的多数时期占据主流，那么他就有可能更好的理解问题的严重性和产生的根源。
但凯恩斯受制于他的时代，这些事实在他死后三十年才被学界发现，他自然不可能知道。对他来说，原始人对劳动生产力和资本积累都毫无兴趣，技术也极其简陋，宣称他们已经解决了“经济难题”，只能是无稽之谈。
一个深入沙漠狩猎的布须曼人
狩猎采集群体可能并没有挣扎在饿死的边缘，这个观点于1966年在芝加哥大学首次提出。讽刺的是，凯恩斯最激烈的批评者和自由市场最热情的支持者，也都来自这所高校。
不过这次，给凯恩斯主义观念泼冷水的不是芝加哥经济学派，而是一群研究狩猎采集社会这个人类学学科边缘课题的人类学家。一个异常寒冷的四月，他们在此召开了一场学术会议，分享他们从散落在全球各地所剩不多的自治的狩猎采取群体那里搜集来的数据。尽管寒风凛冽，热烈的讨论却响彻走廊[6]。
历史上，人类学研究成果能在学界外造成巨大影响的例子并不多，这场会议就是其中之一。冷战以及更冷的冰淇淋——美国战后经济繁荣的象征——所塑造的似乎是一个单调乏味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有很多人热烈欢迎这样的发现。
二十世纪多数时候，只有人类学家对狩猎采集社会感兴趣，他们想知道在大规模普及农业之前，人类祖先的生活会带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截止到1960年代末期，普通人对狩猎采集社会的兴趣仅限于《摩登原始人》（The Flintstones）和拉蔻儿·薇芝（Raquel Welch）在关于石器时代的史诗电影《洪荒浩劫》中的皮草比基尼。
《摩登原始人》(1960)
《洪荒浩劫》（1966）
当时，多数人类学家认为仅存不多的狩猎采集群体是上古“活化石”，依旧与自然界的匮乏做不懈的斗争。他们认为，如果到了20世纪还有人过这样的生活，他们一定是迫不得已，一定是不可逾越的雨林、沙漠、海洋、冰原将他们与农业和工业的奇迹隔绝了开来。
这种传统观念在芝加哥的人类学会议上遭到了挑战，来自世界各地的田野资料表明，狩猎采集生活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危险。事实刚好相反。
最重要的发言来自一位年轻的美国人类学家，理查德·博舍·李（Richard Boshay Lee），他也是会议的组织者之一。他刚刚结束田野，从卡拉哈里的布须曼部落中回来。他所调研的布须曼部落位于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边界，千年来因卡拉哈里沙漠而与世隔绝，一直被视为狩猎采集社会保存最完好的典型。李的与会论文名为《猎人何以为生，或者如何在稀缺的资源中求生》（What Hunters Dofora Living, or, How to Make Out on Scarce Resources）的论文里，他指出，卡拉哈里的Ju/’hoan人，包括别处的狩猎采集者，并非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总是活在饥荒边缘，生存状态极不稳定。他强调，布须曼ju人的自然生活既不污秽、也不野蛮或短暂。[7]
李在文章中分析了他们的能量摄入和工作产出，他指出Ju/’hoan人能够利用自然环境过上“好”日子，除打猎之外，他们也采集野果、坚果、蔬菜。更重要的是，李坚持认为，他们很轻松就能做到这点。他指出，Ju/’hoan人每周只花15小时就能保证营养需求，再花15-20小时从事勉强可算“工作”的家务活动。相比之下，1966年，美国刚刚采纳40小时工作制，每个成年人每周平均工作36小时，购物、打扫、除草之类的家务都要另算。Ju/’hoan人的数据可谓惊人。
虽然其他与会者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但李的数据最为详尽，也最有说服力。这是因为布须曼ju人的居住地条件极其恶劣，如果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都能过上美好生活，那么在其他资源更丰富的狩猎采集社会里，生活只能更好。
李的发现意味着什么？他没有拓展开去。但他已然推翻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这在当时也就够了。当然，他的结论在学界内外有很多不同的解读，但它们无疑都否定了一个看法，即人类的生活水平是线性提升的，我们凭借智慧、创新和勤劳脱离原始状态，不断进步。
马歇尔·萨林斯
Marshall Sahlins
最重要的解读来自另一位与会者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当时，萨林斯还是密歇根大学的青年教师，虽然在理论上很有潜力，但对狩猎采集社会并无多大兴趣，他之所以参会，只是出于对激进观点和经济学的兴趣。加之他刚读了一篇有趣的民族志文章，里面关于澳大利亚原住民猎人的记录与关于狩猎采集社会的传统观念并不相符，后者认为狩猎采集群体的生活意味着无尽的艰辛。
这次会议，尤其是李的发言，让萨林斯大为激动。他决定借此机会让狩猎采集社会摆脱古典经济学这门“沉闷的科学”(dismal science）[8]的束缚。他将自己的想法加以提炼：狩猎采集者认为自己的社会是“丰裕”的，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如果狩猎采集社会的标准将自己视为丰裕，这对那些认为丰裕要通过勤奋、努力、创新才能达到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一个有力的解释是，狩猎采集者的工作时间少于我们，”萨林斯解释，“获取食物对他们来说并非长久的苦役，只是间歇性的活动，因此拥有大量闲暇，人均每年的睡眠时间超过任何已有的人类社会。”
为何狩猎采集社会只满足于基本的营养需求和有限的物质文化，还能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萨林斯对这一点尤为好奇。对狩猎采集社会来说，似乎最基本的营养需求、最有限的物质文化就能让他们满足，甚至繁荣。易于满足的低物欲决定了他们的幸福。他认为，他们对生活满足的秘诀就在于满足于已有的所得。换言之，他们之所以满足，在于他们不受制于无法满足的欲望。于是萨林斯将狩猎采集社会命名为“原始丰裕社会”，将他们的经济模式称为“原始丰裕”，不仅准确也朗朗上口。
美国梦
这种满足现状的社会和1950年代的美国梦大相径庭。美国梦强调资本、努力、勤勤恳恳地工作，来弥合个人的物欲与他们有限手段之间的鸿沟。1960年代，反文化运动席卷美国，在此背景下，萨林斯封狩猎采集者为引导人们“走向丰裕的禅宗之道”的大师，因为他们能让“低生活水平”和“无与伦比的物质富足”并行不悖。他们似乎过着简单自由的生活，不在乎物质财富，能和自然和谐共处，践行平等主义。这样看来，像布须曼群体那样的“作为我们同代人的祖先”（our contemporary ancestors）倒是很有可能融入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氛围中。
更重要的是，既然狩猎采集者站在人类进化阶梯的起点，他们就包含了某些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理查德·博舍·李认为，如果狩猎采集社会追求的是“直到一万年前[9]一直都是人类普遍坚持的生活方式”[10]，那么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狩猎采集者。现代灵长类学之父，舍伍德·沃什本（Sherwood Washburn）也称，“要理解人类起源就要理解狩猎采集社会。”[11]狩猎采集社会的其他一些方面也给现代社会带来启示，比如追求性别平权、种族平等，以及和平与反战运动。
长久以来，人们都认为欧美社会是引领人类社会进步的先驱，但围绕原始丰裕展开的强有力的叙事却挑战了这种观念。于是，在嬉皮士运动如火如荼的1960年代后期，原始富裕的观念自然而然地抓住了公众视线。
但是，科学观念往往在大众想象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原始丰裕亦然。直至今日，这个观念仍在西方为各类社会运动注入新鲜血液。原住民运动、环境运动、以及为西方消费主义文化寻找出路的人，都受益于它。原始丰裕的大众基础奠定始于1950年代，当时有两本关于布须曼社会的书出版，其一是劳伦斯·凡·德·普斯特（Laurens van der Post）的《卡拉哈里沙漠的失落世界》（The Lost World of Kalahari），出版于1958年，该书以BBC1956年的同名纪录片命名，其二是伊丽莎白·马歇尔·托马斯（Elizabeth Marshal Thomas）的《与世无争的人》（The Harmless People），出版于1959年。两本书都成了人类学史上的畅销经典，再版至今。
The Lost World of Kalahari
Laurens van der Post
1977-11-3
The Harmless People
Elizabeth Marshall Thomas
1989-10-23
两位作者都以优美的文笔记述了布须曼迷人的异域生活，神秘却又莫名地平易近人。在凡·德普斯特的笔下，布须曼人是讲究实际的神秘主义者，他们是灵魂猎手、是造雨者，他们给予生命，也夺走生命。但这本书充斥着光怪陆离的想象，不少内容和事实有偏差。他搞不清布须曼族群间的语言差异，从宇宙观、社会组织、狩猎行为，到生活方式，他都时常罔顾事实。难以想象这样一部作品直到他老年时才遭批评。对他来说，布须曼社会就像一张白纸，可以任他添油加醋，涂抹自己的想法。
与此相反，伊丽莎白·马歇尔·托马斯的《与世无争的人》尊重事实得多。作者的父亲是劳伦斯·K·马歇尔（Laurence K Marshall），是美国工业巨头雷神公司的创始人。二战期间，雷神公司曾帮助同盟国研发新式电磁管，并随后把这项科技用于日常生活，发明了一件看似普通却影响更深远的电器：微波炉。结果到1950年，马歇尔挣够了钱，辞了工作，带着全家踏上了一条昂贵的冒险之旅，一次长达十年之久的悠长假期。
他们目的地是Nyae Nyae，位于卡拉哈里沙漠近非洲西南部。这十年里，他们多次往返此地，最长的一次待了十八个月。最初，劳伦斯·马歇尔打算雇位人类学家随同前往，但没找到合适的人选，就把任务交给了妻子罗娜。这个工作很适合罗娜，若假以时日，她一定可以成为二十世纪最优秀的人类学家之一，但最后声名远播的还是她的两个孩子，约翰和伊丽莎白。约翰从事电影业，而伊丽莎白擅长写作。畅销一时的《与世无争的人》就出自她之手。这本书不同于劳伦斯的诗意幻想，它的魅力来自于亲身经历带来的真实感，并得益于作者母亲先前严谨的民族志作品。
结果，芝加哥会议和两本畅销书的影响之大，让《时代》杂志在1969年7月号也推出了题为“原始丰裕社会”的布须曼特辑。
布须曼人
“想象一下，一个社会里，工作时间几乎从不超过每周19小时，物质财富被视为负担，没有贫富差距，失业率有时高达40%，但这不是因为社会管理无当，而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身强体壮的人才应该工作，且工作应该适可而止。食物丰富且易得。生活闲适安宁、充满快乐。”
“世外桃源真的存在。”
不出意外，学术界内部的狩猎采集研究也由此获得新生。1970到1980年代早期，新进人类学家争相寻找“尚未研究过的”狩猎采集社会进行研究。但现代化进程势不可挡，“真正的”狩猎采集社会越来越难找。这个时代，本就没有多少“失落的世界”等着人类学家披荆斩棘、翻山越岭去发现。于是，遍及非洲南部的布须曼部落迎来了络绎不绝的研究者，大部分来自美国，还有的来自英国、加拿大、德国、葡萄牙、南非、澳大利亚，和日本。单哈佛的卡拉哈里研究团就派出了11人，跟随理查德·B·李的脚步去研究Ju/’hoan人。
接下来二十多年，几乎所有的布须曼部落都享受，或者说忍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学者们蜂拥而至，带着相机、笔记本，不厌其烦地问问题。但他们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只是确证了李的发现，或是把研究拓展到布须曼社会的其他方面，比如植物学知识，亲属制、宇宙观之类传统的人类学主题。还有人研究当地巫术的有效性、“极端”平等主义、对物质财富的明显的轻视（财富主要是作为肯定社会关系的手段）、对在适应瞬息万变的世界时多面对的挑战，等等。
但随着研究的推进，布须曼人的现代生活逐渐显现出残酷的一面，瓦解了《时代》杂志的编辑和读者对原始丰裕的浪漫想象。卡拉哈里经历的巨变让人类学家不得不承认，当地现实和《时代》杂志描述的“桃花源”神话相去甚远。
学术圈看重创新。想要建立名声，支持既有观念远不如推陈出新来得有效。到1980年代，原始丰裕已然成为经典的“既有观念”，即将失去吸引力。有人类学家开始质疑先前研究中的营养学基础，指出狩猎采集生活比李和他的同事们所认为的要艰难许多。还有人提出布须曼人不算是与世隔绝的狩猎采集者，而是包括了很多生活在卡拉哈里及其周边的诸多民族，他们是一个成熟经济体里的贫困农民，这个经济体以牲畜作为主要货币。还有人质疑哈佛的卡拉哈里研究团和其他人类学家，认为他们忽略了布须曼人在历史上和其他民族的交往：尤其是很多游牧民族曾在公元后的两千年中占领此地。他们搬出考古学、历史学证据，指出卡拉哈里有些地方长期有人放牧，19世纪还有商队经过，不可能到20世纪中期才与外界交流。
The !Kung of Nyae Nyae
Lorna J. Marshall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01-01
流行文化关于原始丰裕的浪漫想象在批评声中降温。但在随后所谓的“卡拉哈里大讨论”中，原始丰裕的批评者犯了和流行观点一样的错误，过分夸大己方观点，错误地确立莫须有的关联，并且在李及很多人看来，捏造数据以支撑自己的观点。这样的对峙持续十多年无果，双方领军人物之间甚至还爆出一些不光彩的个人恩怨。最后，还是基因学家为这场前后长达二十多年的争论盖棺定论，他们发现，Ju/’hoan人与外界隔绝的程度远超想象，他们绝不是什么贫穷牧民。
颇为遗憾的是，人类学界在此番讨论中执着于争论本身，忽略了原始丰裕假说最重要也最有意思的方面。关键不在于布须曼或其他狩猎采集者偶尔缺衣少食，生活艰苦。他们有时的确会很艰苦。也不在于好比处于卡拉哈里中部的布须曼部落不像先前认为的那样与世隔绝。其中一些显然是与世隔绝的。布须曼最特别的地方，是他们能够在相对的匮乏面前坦然自处，不纠结于诸如自家门前的草坪不如隔壁绿之类的攀比行为。不过既然生活在世界上最古老的沙漠里，他们肯定也没机会考虑这些。
原始丰裕的特别之处在于，从这个概念出发，我们可以得出凯恩斯的“经济问题”只是一个晚近的社会现象，绝非人类社会的“永恒处境”。只有当人类祖先中的某些群体从采集者向农民和食物生产者转型时，这个问题才开始出现。
布须曼人的故事高度浓缩了从现代智人出现于撒哈拉以南到农业革命以降的历史。但这个故事只是由考古学、人类学、以及后来的基因学拼凑而成，因而并不完整。但这些碎片组成的图景证实了凯恩斯经济乌托邦的存在，也让人看到农业革命对人类命运的改变，使我们终日纠结于解决“经济问题”。
这些故事碎片主要来自于一个特定的布须曼部落，即生活在纳米比亚的Ju/’hoan人。“Ju”和“/hoan”的意思是“人民”和“真理”。“Ju/’hoan”的意思就是“真实的人”或“正常的人”，其复数“Ju/hoansi”就是“真实的人民”。
现存的Ju/’hoan人口有八千到一万，只占布须曼人口的十分之一。他们中大约二分之三生活在纳米比亚，剩下的则在博茨瓦纳与卡拉哈里沙漠的交界处。我之所以关注他们，是因为他们不仅是所有布须曼民族中，也是二十世纪尚存的狩猎采集社会中记录保存最完好的。同时，现存的两个Ju/’hoan部落分布在纳米比亚南北，他们的历史在狩猎采集社会与外界接触的案例中是有代表性的。
北Ju/’hoan人栖居于Nyae Nyae，直到二十世纪中期才开始与外界接触。这也让它吸引了马歇尔一家、理查德·李等人类学家的关注。马歇尔等人的描述初步勾勒了他们的生活细节，后来者则记录了更加深远的社会变迁给当地社会带来的影响。Nyae Nyae的Ju/’hoan人是布须曼民族中颇为特殊的一支，他们保留了很多自古拥有的土地，并仍在加以利用。这让他们和那些因失地而不能再从事狩猎采集的布须曼部落区分开来。
南部Ju/’hoan人又名=Kxao//eisi，他们和北Ju/’hoan人颇有渊源，他们语言相同，也有亲属关系，直到晚近的历史才开始出现分歧。那时，二十世纪初的殖民主义已近尾声。马歇尔造访时，大多数的Ju/’hoan人早已失去土地，沦为殖民者的奴隶，过着野蛮的生活，被主人视为“丛林中的生物”（creatures from the bush）。
从与世隔绝但内部联系紧密的狩猎采集部落转变为在现代社会苦苦求生的边缘群体，Ju/’hoan人经历的巨变是史无前例的。他们也从中获得了审视现代社会的双重视角——因为他们的社会体验是双重的，生活在一个世界，但却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生活于现代民族国家，同时又无法真正参与其中；表面上是现代性的参与者，内心又是狩猎采集的继承者。
向农业社会转型的布须曼人
这种双重视角也化解了采集文化和现代生产文化间的差异。它提醒我们，人类的经济观念既塑造，也受制于时间观念；它揭示了我们为何一方面崇拜名人和领袖，一方面又热衷于看到成功者受挫，为何当自己变成社会不平等的受害者时，又发自内心地反对不平等。这种双重视角也引导我们追问自己如何以及为何定义价值，追问哪些事物算是有价值，如何理解丰裕、满足和成功；如何定义发展、增长，以及进步。最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当代习以为常的经济文化行为绝非理所当然，如工作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意义、工作塑造我们的自我并让我们最终决定自己的命运等信念，这些都是狩猎采集社会向农业社会转型的结果。
我和卡拉哈里的缘分始于1992年，当时的我不请自来，志愿参加一个博茨瓦纳的小型布须曼发展计划。当时给人家添了三个多月的麻烦，但也结识了不少朋友，并借着博士研究生的身份承诺会尽快回来做调研。
1980到1990年代，布须曼人是博茨瓦纳的下等公民。当时，这个国家发现了世界最大的两个钻石矿，加上政府对腐败零容忍，使得经济飞速发展。大多数人都成了钻石经济的受益者，认为布须曼公民是给国家蒙羞的“原始人”。
博茨瓦纳政府对此制定了家长式的发展计划，将“住在丛林”里的布须曼人“重新安置”进更大的定居点，并在安置点设立配套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博茨瓦纳前总统费斯图斯·莫加埃（Festus Mogae）的观点颇能代表博茨瓦纳官方立场，他曾在2002年称布须曼人为“石器时代的生物”，认为他们“必须改变，否则就会像渡渡鸟一样灭绝。”由于担心外界批评，当地政府对人类学家也态度冷淡。我的博士研究申请就因此遭到拒绝。
费斯图斯·莫加埃
Festus Mogae
不过，向纳米比亚提交研究申请就没问题了。
1994年，纳米比亚仍在庆祝独立战争胜利，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战争将他们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中解放出来，举国上下仿佛在进行一场世界主义大派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救援人员、大使、志愿者都参与进来，连以沉闷著称的首都温得和克都一改往日面貌。欢庆的氛围给我的申请大开方便之门。
为寻找没人研究过的布须曼部落，我一路向东来到纳米比亚的奥马海凯区。那儿的Skoonheid是一座新建的“安置农场”，也是我的田野点，为赫雷罗族（Herero）的牧民所有，因而也是奥马海凯区唯一不受白人农民影响的地方。隔离时期就有很多失地布须曼人住在这里。
刚到时，有人把我介绍给一个自学英语的Ju/’hoan人，他叫!A/ae，南非语名叫佛雷德里克·兰曼。我就在他们的住处边上搭了帐篷，他和妻子Xoan//a住在一起，一起生活的还有他们的四个孩子、孩子的配偶、以及孙辈。刚来一个月的时候Xoan//a就给我起了个当地名字，叫做/Kunta，也是他们早夭长孙的名字。
在奥马海凯区，多数Ju/’hoan人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南非语名字，比如佛雷德里克·兰曼，一个是传统的Ju/’hoan语名字，比如!A/ae或/Kunta。很多白人农民不会念当地人名，就给他们起了南非语名。渐渐地，Ju/’hoan人也开始接受新名字。但没有农民、官员之类的外人在场时，他们还是以Ju/’hoan语名互称。
Ju/’hoan人的命名传统和其他狩猎民族不太一样，比如北美印第安人会用人名记载故事，Ju/’hoan人则简单很多，他们的命名系统里只有150多个选项。只要10个以上的当地人在一起，多半就会有重名。名字是他们确认彼此联系的重要符号，这种联系超过了直接的血缘。/Kunta这个名字就建立我和其他/Kunta之间的联系，如果比我年长，那就是我祖父，比我年轻，就是我子孙。其他名叫!A/ae的人则成了我的父亲或儿子，叫Xoan//a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或女儿。
Ju/’hoan人将亲属和姓名的关系分为两类：“戏谑型”和“敬重型”，两种关系各自包含了特定的期待和责任。包括祖父母、孙子女和舅舅在内的戏谑型关系，恰如其名所揭示的，要比父母、岳父母这种敬重型关系更活泼。所有同名的人都是戏谑型亲属，称谓则由年龄决定，年长者即“祖父/母”，年幼者即“孙子/女”。戏谑型关系中，人们可以随意地打趣、调侃、示好。敬重型关系则规矩更多，职责明确，破坏规矩也会招致批评。
有了这种亲属关系，Ju/’hoan人可以自由流动于各个部落之间，所到之处皆有“家人”。但凡和他们生活过的人类学家，只要不是彻头彻尾的混蛋，都感受到了家人般的热情，最后也都有了自己的Ju/’hoan语名字。
在Skoonheid做田野期间，我走访了奥马海凯的很多地方，甚至1996年回英国前还越过边境来到Nyae Nyae。有新名字作为通行证，我受到了各处Ju/’hoan人的欢迎。
13个月后，我又回到纳米比亚。接下来的两年里，我待在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研究了几乎每一个主要的布须曼语言群体。我游走于部落之间，更换不同的研究项目，却仍能感受到来自最初认识的Ju/’hoan朋友的热情，这种热情不仅从没变淡，相反日久弥坚。
应许之地
//Eng的手还是闲不下来。她近来在和丈夫一起做栓牲口的缰绳。他们从零做起，捡来废弃的玉米面麻袋，小心翼翼拆开，再把塑料编成缰绳。2014年我来看她时，就有不少半成品缰绳挂在她她屋前的树上。她说她已经卖了一些到赫雷罗了。但那天早上，她正忙着给我的孩子们织帽子。
1990年代中期，我在Skoonheid帮助一群母亲开展了一个编织帽计划，//Eng是最积极的参与者。她们都倾注了无数的创意和心血，设计出各色美观、精巧、匀称的帽子。人们惊叹于这些作品，难以想象它们的作者连最基础的数学都没学过，她们不会计算针脚，也不识字，不知道如何事先画设计图纸。我问//Eng她们是怎么做到的，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就是动手，帽子自然就做成了这个样子。
不过，//Eng最关心的还是她的园艺事业。她记得去年十一月我来访时Skoonheid正遭受着1994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到处尘土飞扬。这一次她就带我去看了她的菜园，由木栅栏小心翼翼地围着，以防牛群破坏。园内色彩斑斓，郁郁葱葱，整个卡拉哈里再看不到第二个这样的景色。她带我穿过一片玉米地，玉米就快成熟，可以采摘了，一穗穗在我们头顶上垂下来。在它们后面，是一片整齐的洋葱，在卡拉哈里红色的沙地上探出头来。还有仙人掌果、四季豆、木瓜。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南瓜，颜色尚绿，包围在一片茂盛的叶子和开败的黄花之间。虽然还未成熟，但它们已经有我的卡车车轮那么大了。
十二月下旬的干旱过去以后，雨水一直很充沛。现在几乎Skoonheid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菜园，看来都长势喜人，但//Eng的菜园还是最好的。她仍然受不了游手好闲，但对其他人的闲散已然宽容很多。她不再对邻居们说三道四，就是对那些不顾她工作还在她院里休息的人，也再无怨言。
布须曼人所种植物的果实
“现在生活好了，/Kunta。”她解释说，“能到Skoonheid来，我们是三生有幸。”
现在的Skoonheid生活安定、平静。二十多年前，它还只是一个荒凉的难民营，充斥着饥饿、暴力、危险，后来慢慢变成了一个村庄、一个社区、一个家。干旱越来越少，雨水越来越多，仿佛上天也在肯定他们的发展。
Skoonheid还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人们不再酗酒闹事、打架斗殴。2011年，在多年被奥马海凯区的Ju/’hoan人选为“首领”后，!A/ae·“佛雷德里克”·兰曼得到了政府任命，成了当地人学习的榜样。当地禁酒热情之高，甚至叫停了一家白手起家的本地酿酒厂。人们甚至说，要是谁再想喝酒，就去20英里之外的埃普基罗（Epukiro），别在村里喝。很多人都效仿!A/ae，追随“耶稣的脚步”，他们高唱基督教颂歌，分享祷文，有时还聚集起来，像不时成群而来的南非传教士一样“说方言”[12]。
安置营的中心区如今是六排简易的混凝土砖房，排列整齐，如同一个中产社区伫立荒野之中，颇有些超现实之感。还有新建的水塔、水泵，能源来自若干巨大的太阳能板，它们随着太阳的移动而变换方向。其中的一些房子还有自来水供给。加上Skkonheid已和国家电网相连，有些房子也通了电。
除了基础设施的发展，这里大多数人都没比十多年前富裕多少，但他们的满意程度提高了。当地还开展了一些项目。比如//Eng这样的女性可以为游猎旅行的纪念品店设计首饰，男性可以做金工，比如帮旧农场的棚舍焊水槽。但这些项目不能帮任何人致富，也没人着急完成任务。但自从安置者们不再因为逃难而担惊受怕，生活的安定感让他们都愿意做农场上季节性的工作，只要他们觉得工作合适，或者急需用钱。比如我的养兄//Kallie比较了解马的相关知识，便在温得和克附近的一家养马场工作，他侄子英语说得不错，现在就在南部游猎农场觅了份“布须曼导游”的职位。
如今的布须曼小孩
在Skoonheid，大多数Ju/’hoansi仍然要依靠政府救济，纳米比亚的德国大使馆还在几年前给每家捐了两三头牛。这些牛多死于2013年的干旱。但没有人在意，因为他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把死牛的尸体变成家人的口粮。
但是，即使大家对命运毫无怨言，人们还是能意识到自己是为数不多的侥幸者。针对布须曼人的安置计划遍及纳米比亚各地，但安置人员的情况却各不相同。由于各方NGO的努力，加上2007年的总统访问吸引了大量投资，Skoonheid成了所有安置营中设施最完善、资源最丰富的。多数安置营问题重重，安全设施不足，只覆盖了不到百分之五的失地布须曼人口。在纳米比亚，在邻近的博茨瓦纳，布须曼人的生活依旧艰难。少数人能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打入“新世界”的生活，但总体上，他们仍是南部非洲最艰苦的民族。
参观//Eng的南瓜园时，我们聊到了奥马海凯区最近的一起刺杀事件，仿佛意在提醒我布须曼人的苦难生活。事件发生在奥马海凯最大的安置营，位于Epako边缘的乡镇上。一对Ju/’hoan父子因为酒后口角而沦为凶手和受害者。
“为什么那么多凶案都是自家人互相残杀？”我大惑不解。
“自家人互相残杀？”//Eng回答，“怎么，不然你还想杀谁？”
Epako镇像纳米比亚和南非很多镇子一样，混杂着源于种族隔离的极权秩序和反乌托邦氛围。它往东2.5英里是戈巴比斯（Gobabis），曾经的白人聚居区，两地的距离既让双方安全地隔离开来，又让Epako居民能够每日跋涉去给白人打扫、照顾孩子，给白人的商店、车行打工。
小镇上的一部分房子是一室户，建于1960-1970年代，如今已摇摇欲坠，另一部房子更新一些，建于独立之后。楼群之间逐渐形成区隔，不同的民族循着隔离时期的秩序居住在各自的区域。隔离时期的规划者坚持要保存“文化”差异，认为不能只按种族来区隔居民，不同文化的人也不能往来。如今，虽然居住隔离的规定已遭废除，但各个居住区仍保持着区特定的文化氛围。
赫雷罗区和达马拉区最大，但也有奥万博区和茨瓦纳区。赫雷罗区相对稳定，时不时炫耀财富，展示一下自己拥有的卫星电视，达马拉人则相形见绌，贫困得多。他们驴车比汽车多，油漆桶改造的“椅子”比塑料椅子更常见。Epako没有花园，尽管每家每户都费心收拾自家门前的小院。但是，所有这些区里没有布须曼区。
二十年前，Epako只有两家Ju/’hoan人，蜗居在镇子边缘的临时窝棚里。那时的Ju/’hoan人还极力避免和小镇交流，在他们眼中，那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居住着Gobasi——“黑人”。但到1990年代后期，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解雇了“多余”劳动力，Epako的Ju/’hoan人逐渐多了起来。最早到达的人占据了赫雷罗、奥万博和茨瓦纳区中间的无人区，并将这块贫瘠的地方命名为“无争之地（Please-Do-Not-Fight）”。但随着越来越多无处可去的布须曼人来到此地，“无争之地”越发拥挤，也不再无争。与此同时，村镇北部的沙地上又诞生了新的贫民区，擅自搭建的住宅布局凌乱，交错着坑坑洼洼的沙土小径。人们将这个地方称为Plakkersdorp，即“锡镇”。
新千禧年之交，锡镇的社会氛围仍然不稳定。当地的Ju/’hoan人口少于一百。对他们来说，此地不过是个驿站，他们只想借此穿过农场，进入赫雷罗区。
如今，十五年过去了，锡镇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但它并没有消失，而是成了更多人的永久居所。这个如今名为Kanaan（南非语“迦南”之意，即“应许之地”）的地方有超过三千人口，其中半数是Ju/’hoan人。余下的也是农村穷人，同样因为奥马海凯区日趋高效的商业农场而成了“多余”劳动力。
迦南镇的社会环境稍显嘈杂，但不像锡镇那般混乱。当地议会尽力使一切看起来井井有条。他们划出界线分明的私人用地，用铲车在沙地上辟出道路。在这里，家家户户的房屋都是自建，建材都是就近收集。本地高端住宅的建材是波纹铁皮，来自小镇东边的座废弃工厂，人们从厂墙上扒下铁皮，带回家盖楼。然而波纹铁数量少，多数人只能辅以其他建材，比如塑料板、硬纸板，这些材料经不起风雨，夏天一场暴雨就变形了。还有人用泥土、皂荚木。小镇周围一度满是皂荚林，如今也少了。在这里，任何方便的东西都可以拿来造房子。前不久，一个紧邻戈巴比斯的荷兰小镇给迦南捐了12个无水坐便器，现已安装在安置营各处。
迦南镇常有饥荒，腹胀、疥螨、结核都是常见疾病。这里和楚姆奎[13]、Skoonheid一样，Ju/’hoan人全靠国家救济金生活。但迦南符合申领标准的人少得多，僧多粥少，救济金往往撑不了几天。迦南居民也鲜少符合安置营里其他救助的标准。在他们眼里，Skoonheid这样的地方住的都是少数特权阶级。
猎象是白人上流社会的娱乐项目，他们支付重金请布须曼人担任向导。
为生存迦南人想了很多办法。有的人在镇上做不需要技能或者只需要很少技能的工作，有人沿街乞讨、借债，或给经济条件稍好的赫雷罗、达马拉人做短工。差不多所有迦南人都想要份稳定的工作，但青年失业率却将近60%，本地经济毫无起色，很少有人能如愿找到工作。
此时，迦南的Ju/’hoan人，作为城市食物链底端的阶级，和世界各处无权无势的人一样，把怨愤发泄在彼此身上。醉酒斗殴成了迦南的家常便饭，利器伤人也不足为奇。
近来，我开车来迦南时都很注意停车地点。这种担心来源于Ju/’hoan人中盛传的关于taranoa的故事。在赫雷罗语中，taranoa的意思是“给我小心点”，现在成了一句俗语，专门用来指那些在Epako治安不良地区作威作福的流氓。
很多Epako年轻人喜欢结伙打劫，这样的行为让他们结识伙伴，找到意义感。他们在小酒馆里漫无目的地晃荡，盯梢来往车辆。有时候他们大摇大摆地冲其他帮派的人嚷嚷，或是拦下路过的女学生，要她们“展示一点爱意”。Epako最成熟的帮派名叫G力（G-Force），成员的民族背景多元，几年前由一群本地的中学男生建立。与之敌对的叫做Skoonmakers（意为“清洁者”），其成员主要说达马拉语，喜欢在赫雷罗郊区的居民区惹事。随后又有了赫雷罗区的帮派，Skoffels（即“洗牌者”）。他们不管谁都惹。
不过，这里大多数的帮派都是小打小闹，造不成巨大的伤害。但有时他们的行为也叫人恶心。毕竟，十一月的炎热里，成群的失业青年拿着刀和酒瓶，这样的画面远非赏心悦目。近来，“清洁者”很怕镇上的帮派，上次来时，我还听到传言，说他们阉了一个G力男孩，把他的生殖器砍下来，拿到镇上喂狗。
所有帮派都欺负Ju’/hoan人。Ju’/hoan人现在去领保障金都要结伴而行，要不只能揣着钱和刚买的食物，偷摸潜行回家，以防被抢。妇女和女孩都抱怨，她们半夜里还会遭遇强奸犯和变态，这些人半夜里跑到迦南边境的草丛里尿尿，顺便潜伏，袭击路人。
在Epoka，和Ju’/hoan人一样紧张的是那些叫做taranoa的小混混。他们还没形成自己的帮派。但不论我在迦南的什么地方，那些没离开过镇子的Ju’/hoan孩子跟在我后面，他们穿着破旧、手得只剩皮包骨头，这些孩子性情坚强却也冷漠，我拒绝给钱他们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种掠夺者才有的自信，这在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不久的将来，这群有街头智慧的Ju’/hoan孩子也会形成自己的帮派。
他们偶尔会闲荡到戈巴比斯镇中心，这里有一条四车道大路，一边向东通往卡拉哈里，一边向西到达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除了这条大路，镇子上更多的是灰扑扑的小路和铁皮屋顶的砖房。对多数Epoka居民来说，这幅凋敝的郊区景象却是繁荣的表现。对更勇敢更饥饿的孩子来说，这条路更象征着振奋人心的可能性，他们可以顺着它躲过别人的看家狗、翻过铁丝网，偷到食物和衣服，这比在加油站外乞讨收获大多了。
戈巴比斯的经济依赖于本地农场主，一般来说，他们在本地商店里买批发商品，然后带回农场。差不多所有的商店都坐落在离主干道半英里远的地方。这些店铺里有几家小面包店；还有五金店，卖工具、盐砖、汽车部件、柴油发电机、钻孔泵、去皮刀、弹药；有肉店；零售香烟和电话卡的街头小贩；廉价裁缝店；还有家漆成艳丽粉色的私人诊所，后门就是小镇墓园，还给不同“品质”的顾客提供不同服务。还有车行和廉价超市。最近还有广东移民开出了几家“中国商店”，里面卖的尽是些折价雨伞、帐篷、玩具、手机充电器之类的东西，还有山寨品牌的电视机，看那样子一插上电源就会冒火花。
但只有一小部分Epako居民买得起店里日常用品以外的东西。和其他地方一样，这些店铺想尽办法刺激冲动型消费，或者给有工作的消费者提供简单的信用消费。招摇的广告海报承诺顾客，只要你买了特定的商品就可以获得满足感，琳琅满目的货架总让人买下之前没打算买的东西。这有时让人纳闷，到底是巫术还是什么邪恶力量让他们头脑不清。
为现代社会所冲击的布须曼人
但对于巫术的担心也无法阻止Epako居民把这些商业视为渴望的熔炉。但对迦南大多数的Ju’/hoan人来说，在这些商品背后的那个世界里，他们还是不折不扣的边缘者。
与安置营里的Ju/’hoansi不同，身处迦南的他们有一种忧虑。迦南虽然边缘，但并不遥远，这里也没人觉得他们的饥饿是因为食物匮乏。在迦南，走路就可以到达若干店铺，货架摆满了食物，还有批发商的仓库，里面堆满了玉米、糖、面粉和各种货物。
和过去的丛林相比，现在小镇的环境富足得多。可你如果没钱，就不那么幸运了。这里的Ju’/hoan人也很困惑，为何身边有这么多食物他们还要忍饥挨饿。
这种困惑不仅仅存在于迦南。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第一次能够生产出比实际需求多得多的食物。按现有人口计算，每人每年大约浪费440磅食物——足以满足约五十亿人一年的粮食需求。这样的情况已持续许多年，农业发展至今，我们多数人的饮食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人均水平要好。
这样的迦南不是约翰·凯恩斯在1930年憧憬的“应许之地”。我们无法知道凯恩斯会如何看待这个曾经体现他乌托邦远景中最难把握的要素的群体，而这个乌托邦却为经济的力量所毁灭了——凯恩斯本来期待经济力量会产生他自己的乌托邦/迦南。但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作为手段虽然丑陋，但却会产生美好的结果。他坚信，没有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永远不可能解决。
凯恩斯在设想未来的时候区分了人的“绝对”需求（absolute needs）和“相对”需求（relative needs）。绝对需求是美好生活的基本保障，包括了充足的食物、净水、住宅、水电设施、医疗保障、高效的交通系统等诸如此类的事物。基于此，相对需求则是实现了人们“对优越的追求”，“只有当满足相对需求能让人们感到高人一等，比同伴优越时”我们才会追求这种需求。
“填饱肚子”
凯恩斯相信，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能让我们不费吹灰之力满足绝对需求，因为到时多数工作都可实现自动化。他进一步论证，当绝对需求可以轻易实现时，我们重视的东西自然就会改变，也会意识到“贪婪是恶，高利盘剥是罪，拜金让人厌恶。”
凯恩斯提出的绝对需求来源于他对美好生活的想象——这种想象又根植于工业时代的社会奇迹，以及他自己在剑桥大学的安逸生活。这样看来，定义绝对需求就不仅要求我们自问到底需要什么，更要求我们追问在自己的想象中，可能性的边界在哪里。如今世界日渐拥挤狭小，没人曾设想过一个以牺牲未来为代价的乌托邦。如果人人都像欧美人那样浪费资源，地球将无法承受。
对生活在最富有的那些国家的人来说，绝对需求几乎都能满足。如果资源分配再平均一些，这些需求甚至能成倍地实现。我们吃得好，住得暖，家里从来不缺新奇物件。生产这一切的农民和工人是我们中的少数，差不多只有十分之一。余下的人则在层出不穷的服务业里发挥才智，还有的人终其一生也不知道自己的工作是否有意义。人们很容易就把制造业的衰落归咎于一些因素，比如全球化、移民，还有各种荒诞不经的阴谋论，但事实是，生产力和科技的进步才是罪魁祸首。而且受影响的行业不仅仅是制造业。一项来自牛津大学经济学家的研究预测，未来的二十年里，美国将近一半的行业将会自动化和计算机化的影响。其中包括交通和物流领域的大部分工作、“办公室管理人员”、以及“美国过去几年里大量增长的服务业岗位。”[14]
但即使如此，我们距凯恩斯的梦想似乎还很远。无论左右，主流经济学家和政府仍然在考虑类似的问题：他们一方面想保持经济增长，一方面想降低失业率，同时又对人们到底应该将多少血汗钱投入公共事业争执不下。少有政客愿意面对问题的本质：是后工作世界（post-work world）的新问题要求我们做出调整。
当年，马歇尔·萨林斯将狩猎采集者描述为“通往丰裕的禅宗大师”，因他们没有繁杂的需求，易于满足。他的提法让人想起凯恩斯理想中的世界，那里的人和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态度类似，绝对需求都能得到满足。按照凯恩斯的观点，人的本能是是要解决“真正的问题——即关于人生和社会关系、关于创造、行动和宗教的问题”，这种本能足以使我们忘记残留的工作的欲望。
但在经济学家中，凯恩斯的观点有些特别，他认为人的生产需求次于精神需求。多数经济学家却认为工作才是人类社会性的基本组成部分，而要理解或改变这种日益复杂的社会互动，则要诉诸于经济学。这种对人性的认识是支持提倡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的——凯恩斯的批判者也拥护这种资本主义——也是卡尔·马克思在批判自由市场时所持的观点。马克思和很多经济学家一样，相信人性本质是自发地和创造性地进行生产，并以此满足个体和社会的需求。对他来说，既然生产的欲望是普遍人性，那么资本主义的问题就在于它剥夺了生产给人带来的巨大成就感。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与凯恩斯的后劳动（post-labor）乌托邦正相反，在前者设想的世界里，人人都要工作，但由于拥有“生产资料”，他们可以从工作中获得更为巨大成就感。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
Karl Heinrich Marx
但狩猎采集社会的证据表明，马克思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人性的假设都错了：人类是能够过上一种不由劳动定义也能实现成就感的生活的。
但如果事实如此，那为什么今天的人们不能像狩猎采集者一样享受丰裕呢？
这一方面是因为狩猎采集社会的“原始丰裕”既不是一种思维方式，也不是一种特定意识形态之下的经济形式：并没有一种“原始共产主义宣言”。狩猎采集者的经济观点和他们的现实状况密不可分，他们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会对猎物赶尽杀绝，有一个即时回报（immediate-return）的经济体系，他们不缅怀过去，也不憧憬未来，人与人的关系不只有艳羡嫉妒，也有深情厚谊。
凯恩斯的愿景难以实现还有另一个更加根本原因。原始富裕的经济模式不单是因为狩猎采集者欲望简单易于满足，更重要的是他们贫富差距小，财富和权力没有集中到小部分人手中。如果后工作社会要以这样的平等主义作为前提，那恐怕是很难实现了。
如今的南部非洲，只有很少布须曼人能满足绝对需求。至少在基本营养方面，大多数人的状况比狩猎采集社会更差。各种由贫困导致的生理、社会疾病折磨着他们。而且，他们所认为的绝对需求和狩猎采集者又大不一样了。
但对小部分Skoonheid的Ju/’hoan人来说，即使他们能满足绝对需求，能享受安置营生活带来的社会发展，不满的情绪仍然十分普遍。这不仅是因为来自他人的管制和歧视，更是因为资源——尤其是土地——分配不公。部落生活中常见的攀比嫉妒如今投射到更大的社会背景上，他们看到的是更广阔的社会现实，嫉妒的是他们生活范围以外的人和事。
纳米比亚独立后的管理记录十分详尽。如今不是没有社会问题，但问题不再出自管理者的恶意，而是出于管理能力不足和资源缺乏。但纳米比亚与其邻邦南非和博茨瓦纳一样，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主要是统治阶级腐败的结果而纳米比亚的不平等则是主要是经济发展所致，大量的财富集中在小部分人手中，近半数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其中布须曼人遭受的不公最为严重。
即使是生活在Skoonheid的Ju/’hoan人中，不平等问题同样棘手。他们面临着和世界各地的社会底层相同的问题。在其他人拥有更多的情况下，如果Ju/’hoan人不能享受富足，这说明了凯恩斯的逻辑颠倒。或许，要让人们停下脚步享受现有的富足，我们要做的不只是反思辛勤工作攀比别人的冲动，而且要着手解决不平等，以及随之而来嫉妒和愤怒。
五年前，手机还是Jo/’hoan人眼里的奢侈品。但那时手机只能在城市里使用，人们外出时把它别在腰间只是为了向同辈人炫耀，或者向意中人证明自己是成功人士。当夜幕降临Skoonheid或楚姆奎，夜晚的声音只有笑声、闲聊和争论，或是猫头鹰、昆虫和狐狼的叫声。
而如今，夜晚的宁静总是被手机铃声打破，人们接起电话，用比平时高几倍的声音和远方人通话。随着通信公司在纳米比亚边境造起越来越多的通讯塔，给当地人提供各种各样的通信套餐，这项技术在Jo/’hoan人中迅速蔓延开来。一些较为发达的地区，比如Skoonheid，已经很少有家庭没有手机了。还有些地方，比如Nyae Nyae，有手机的人较少，或是楚姆奎，很多人住得离通讯塔太远，收不到信号，但即使如此，这些地方的人也普遍认为手机是生活必需品。多数Jo/’hoan人没上过学，可他们记电话号码或识别常用的手机菜单居然毫无问题。不过，这一点确实是人们选择手机时的考虑因素。在戈巴比斯，最受欢迎的是一款中国产手机，内置可充电闪光灯，价格相当于一大袋玉米面粉。
五年前，我要是想问楚姆奎或Skoonheid的朋友问题，得找人来来回回带好几轮话，或者花几天功夫亲自去问。现在，坐在剑桥的办公室里，我就可以给他们发消息、打电话，或者在脸书上留言。而且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的年轻人里（多为男性），使用各类社交网络的人数正在不断增多。有人把它当做政治平台，但大多数人和美国年轻人并无二致，用社交网络发自拍，转发支持自己观点的链接，或者看看搞笑视频。
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在网上分享生活乍看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变化。但对Ju/’hoan人就不一样了，过去他们没有公共空间或私人空间的概念。多数社会生活都发生在公开的环境里。部落里没有秘密。即使现在Ju/’hoan人过上了定居生活，大半的生活还是公开的。如果有房子，人们也只用来存放衣物和贵重物品。但有些年轻人需要学习，或需要在私人空间里工作，网络社区就提供了慰藉。
若干年前，数字革命对Ju/’hoan人来说还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不难想象，如今迦南也不再有人依旧固守过去的生活方式了。奥马海凯最后的狩猎采集者已经一去不返。有时我问别人觉得新时代和旧时代的Ju/’hoan人有什么区别，得到的答案让我越发觉得自己像个旧时代的人类学家。有时我问别人Ju/’hoan人和其他人有什么区别，得到的第一反应是，Ju/’hoan人比较“穷”而其他人比较“有钱”。
让祖先活在当下的安稳生活既已一去不返，如今Ju/’hoan人口中的历史就是自己被边缘化的历史，开始于祖先土地的被侵占。现在他们也关注未来了。多数生活在迦南的Ju/’hoan人不相信他们的生活会变好，但他们还是抱有希望。有些人搬到了靠近戈巴比斯的新安置营。如果孩子有能力完成学业，家长会告诉他们未来生活的可能性。他们的例子说明，这世界上不再有旧时代的人了。曾经，父母教导孩子们该怎样生活，如今，他们却要孩子告诉他们怎么使用新科技，怎么用新的方式交流了。
Ju/’hoan孩子的理想也是父母辈未曾有过的。他们想要自己的车和房，希望可以衣食无忧。但他们不相信这些能够实现。唯一能够确信的是，未来十年里世界会大不一样，就像父辈和祖辈的年代，世界还是另一番面貌一样。对他们来说，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充满了暂时性和不确定性和变化的可能。
如果Ju/’hoan人相信生活是由无数难以预料的起起伏伏构成，那这样的想法可能会给正在走进新时代（New Time）的他们带来些许安慰：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时期的开端，未来社会将不再受经济问题的困扰，新石器时代培养起来的生产本能将不再适用。于是我们就要向Ju/’hoan人的祖先学习，学会享受现已创造的丰饶，学会认可劳动以外的事物的价值。我们可以从减少工作量开始。这样看来，千禧一代——他们出生于发达国家，生活富足，越来越认识到应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而非强迫自己去喜欢得到的工作——很有可能成为新时代的领军人物了。
本文原载于《“后工作”理论》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
注释:（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1]本文选自《不富足也丰裕：正在消失的布须曼世界》（Affluence without Abundance: The Disappearing World of Bushman），2017年由Bloomsbury出版，作者是人类学家James Suzman，本文选自其中两个部分。布须曼人，官方多称桑人（San），是南部非洲一个古老的狩猎采集民族，多数生活在博茨瓦纳，其余分布在南非、纳米比亚和安哥拉等地。该书描述了经济全球化对该民族狩猎采集生活的影响，并借此反思了我们对工作、财富、平等、满足等问题的看法。——译者注
本文收入徐志伟、王行坤编：《“后工作”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
[2]布须曼人的语言属科伊桑语系（Khoisan languages），以搭嘴音（或吸气音，英文为click）多而闻名，文中布须曼人说的Ju/’hoan语就有多达48种搭嘴音。其中最基本的四种搭嘴音由符号≠，！，//，和/表示。——译者注
[3]布须曼人是科伊桑人的一支，而科伊桑语系下有很多种语言，每一个语言群体往往以其常用语言称呼自己。因此，比起“科伊桑人”这个总称，他们更习惯各自以“Ju/’hoansi”人、“G/wikhoe”人，或“Hai//om”人自称。——译者注
[4]卡拉哈里沙漠位于非洲南部内陆干燥区，也称卡拉哈里盆地，几乎占据了博茨瓦纳全部，布须曼人是这块地方的主要居民.
[5]文中凯恩斯的引文都来自于这篇文章，收录于凯恩斯文集 Essays in Persuas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63), 358–73。
[6]Richard B. Lee and Irven DeVore, Man the Hunter (Chicago: Aldine, 1968).
[7]“污秽、野蛮和短暂”（nasty, brutish and short）的说法出自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对自然状态中的人的描述，除此之外还有“孤独和贫困”。——编者注
[8]这是托马斯•卡莱尔用来形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说法。——编者注
[9]一般认为“农业革命”发生于一万年前，人类的经济从旧石器时代以采集、狩猎为基础的攫取性经济转变为以农业、畜牧业为基础的生产性经济。——编者注
[10]出自理查德·李的专著：The !Kung San: Men, Women and Work in a Foraging Socie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11]出自舍伍德为理查德·李等人编写的Kalahari Hunter-Gatherers: Studies of the !Kung San and Their Neighbors所撰写的前言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12]说方言（speak in tongues），指流畅地说出类似话语般的声音，但发出的声音一般无法被人们理解。通常是宗教活动的一部分。——译者注
[13]Tsumkwe，纳米比亚城市。——译者注
[14]Carl Benedikt Frey and Michael A. Osborne, “（未来的就业：计算机化对工作的影响）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sation?” 牛津马丁计划：科技对未来的影响，发表于2013年9月17日.http://www.oxfordmartin.ox.ac.uk/downloads/academic/The_Future_of_Employment.pdf。
或许你想看
（点击文字查看更多内容）
本期编辑 | 勤雯
图源 | 网络